贯云石宁做独世飘泊的佳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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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仁宗延祐二年秋(公元年)，贯云石离开大都不久，一个人背着行囊到处游玩，途径梁山泊，被这里的山水所迷，一时间流连忘返，久久不肯离开。苏辙曾在《夜过梁山泊》中写下“更须月出波光净，卧听渔家荡浆歌”，足可道明梁山泊一带绿柳垂岸、粉荷满地、湖光山色的宜人风景。

叫来一叶小舟，贯云石举步登上，示意渔夫任意泛舟。每当看到触动心灵的风物，他都忍不住或赋诗或赋曲，渔夫听得明白他诗中意境时就即兴渔歌一首，与他唱和，二人一唱一答，颇有知音的意味。就在这时，贯云石看到船篷边上放着一条被，触手极软，一向才知是芦花絮做的被心，不禁甚为喜欢，想要跟渔夫买下来。哪知渔夫却说，只要贯云石肯为棉被作诗一首赠与他，渔夫就将芦花被回赠给贯云石。

贯云石听得一怔，随即微微一笑道:“采得芦花不涴尘，绿莎聊复藉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

在这首诗中，贯云石赞渔人辛勤、自由、闲适，同时也在说自已很喜欢这种生活。渔人听得喜上眉梢，遂将被子赠给他。从此，诗换芦花被的佳话流传开来。背着芦花被离开梁山泊的贯云石灵机一现，干脆为自己另起别号“芦花道人”，开始了追求云淡风轻的流浪生活。

行遍了千山万水，看过了种种世间人情，从扬州的明月楼到普陀山上的日出峰，到处都有贯云石的足迹。在这些地方，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巅峰，谨以他清丽的词曲慰藉江山，因为江山赐予了他美的享受。一日，贯云石落脚杭州，被西湖和钱塘的胜最吸引，久久不肯离去，便在此处暂居，找到在这里定居的好友张可久，与他携手纵游西湖。西湖风光令贯云石兴致高涨，在泛舟之际他便写下了很多曲子，诸如《粉蝶儿西湖十景》一曲，专门赞誉西湖景致。

有人说，西湖是一首诗，一幅天然图画，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粉蝶儿》里的阳春三月，莺飞草长，苏白两堤，桃柳夹岸;秋霜月下，掩映三谭;冬雨浩渺，细水楼台。水波激滟，游船点点，远处山色空蒙，青黛含翠，偶见高塔，如临仙境。

这样如诗如画的美景，贯云石与张可久对其不能自拔总是情有可原。南宋时期官宣游人为了表西湖之盛，“册封”了十处景观为美景之至，包括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十景各擅其胜，组合在一起又能代表古代西湖胜景精华。贯云石的这套曲子《粉蝶儿》大概也是受了十景之说的影响，为表十处风景的华美，所以才写下该曲。

在曾亲临过蓬莱山岛的贯云石看来，纵使蓬莱是仙境一般的地方，也比不过西湖之美。古人形容江山胜景有“百二山河”的说法，这个取义来源于《史记》。《史记》中讲，险要之地-夫当关，万夫莫开，两万人守隘口足抵百万人。“百二山河”便由此而来。杭州西湖当然不是险要雄关，但西湖拥有“一壁厢嵌平堤”、“亭台百座”，西湖美最的地位足以胜过川蜀雄关。

清代学者陆以活在随笔《冷庐杂识》当中称费:“天下西湖三十又六，惟杭州最著。”被叫做“西湖”的湖泊很多，唯独杭州美最为最。数百年来，能够把杭州西湖的美和风韵表达得淋瘸尽致的也就只有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晴雨后》与在西湖边隐居的“梅妻鹤子”的林逋所写的隐逸情趣诗。所以贯云石在套曲第一段末尾提到了二人的名字。贯云石自向文学素养达不到苏、林两位的程度，但也想试着描绘当地的胜迹。

在套曲第二段开篇，贯云石说北方有一处胜地凤凰坡极其漂亮，但与江东各处的秀丽是无法比拟的，特别是杭州。他在西湖边上放眼远眺，六桥腾临苏堤上，近处波光激滟，莲叶无穷，荷花别样，沙鸥点点;远处翠山碧水、怪石林立。采莲人高歌，闺中少女乘着船坊，以扇遮面，羞涩地坐在阑干旁赏湖。

眼前满是景好、花好、酒好、人好，贯云石如何能不乐不思蜀呢?而且身边还有好友张可久陪伴，二人喝酒吟诗，实在有说不出的兴致，多少烦恼都在这清风、明月、湖水中化作虚无。

苏东坡笑谈西湖说:“欲把西湖比西子，谈妆浓抹总相宜。”西湖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无与伦比。外在是自然赋予的，而内在是无数文人骚客以美文填充的。在这甜美的风光里，贯云石忘却了在京都经历的宦海风波，同时也表示自己再无涉足仕途的意思。不管曾经的高官厚禄有多么诱人，却半点比不上游戏江湖的乐趣。贯云石的好友程文海曾言他是个“功名畜贵有不足易其乐者”。因为贯云石认为，功名换不来逍遥的生活与心灵。

“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乾坤静中心似水。”从得到芦花被、自诩“芦花道人”的一刻，贯云石已经心如止水，绝了名利场，宁“月明采石怀李白，日落长沙吊屈原”，也不爱荣华富贵。他避居杭州，偶尔出外采药，统尝了一家药店，一面欣赏钱塘西湖风情，一面以卖药诊断为生，颇像许仙，只是身旁缺少了白娘子。不过贯云石求的不是白娘子，而是乐山乐水。春至包家山修禅，夏季去凤凰山避暑，秋天钱塘观潮，冬季与普通百姓在街头吹拉弹唱，偶尔到天目山与著名的中峰禅师说佛论道，下山来路遇景致随意赋诗--首。就这样在杭州城内城外亦隐亦现，“贯酸斋”、“芦花道人”的种种行迹，渐渐成了民间的美谈。

明人李开先在《词谑》中记载了贯云石居杭州的一段轶事。某日有数名文客游览杭州西南大慈山慧禅寺的虎跑泉，众人喝茶间打算以“泉”赋诗。一个人在那里“泉、泉、泉”了半天，始终没有说出什么。突然有一个持着拐杖的老人走过来问他们在做什么。这些人说了缘由，老人抚须微笑道:“泉、泉、泉，乱进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人惊问:“老人家可是贯酸斋贯先生?”老人谈笑点头，与几个年轻人同坐饮酒，直到微醺才离去。

“去留无意”一词，应该足以概括贯云石的一生，不被纸醉金迷所惑，唯愿徜徉于西湖，问道于山水，求得文学圣境。后人说他与徐再思的曲并称“酸甜乐府”(徐再思号甜斋)，且说他的曲风“擅一代之长”，能够引领当世的风尚，这般评价，却不足以说明他的高洁。即便贯云石晚年的知交欧阳然，在他死后为其撰写碑文，写到其“武有戡定之策，文有经济之才”之后，实在也不知该怎样形容贯云石了，只好以“其人品之高，岂可浅近量钱”草草结束。

一位独世佳公子，抬头看的是苍天，低头量的是大地，万物的恒久虽然不能被他完全触及，但他尽量以自己的心和笔去靠近，无论是进梁山泊，还是人西湖，他都希望能在这些地方求得词曲与人格的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