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明史学第期专题研究庞乃

守常、适变与开新：丘濬海洋观的多重面相

庞乃明

摘要：

作为生长海滨的明代名臣，丘濬在认识海洋、利用海洋和管理海洋等方面提出许多引人注目的观点主张。在丘濬看来，大海位于地之边缘，与天相接，体量巨大，且暗藏凶险；对大海要心存敬畏，祭海或临祭、或望祀，遵循先河后海、以海附陆的原则，体现“天子宅中以临四海”的要义。丘濬认为，海外亦有世界人居，其人物异常、俗尚和美、民物繁富有超出想象之上者；但又强调加强海防，抵御倭寇侵扰，与海外各国和平相处。丘濬重视利用海洋，主张因应时代要求，发展海上运输，扩大海外贸易，满足国内外人民生活需要。丘濬海洋观既因袭传统，又应变、开新，其许多设想在当下仍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丘濬;海洋观;以陆观海;海运;海外贸易

海洋观是人们通过海洋实践活动所获得的对于海洋本质属性的一般认识，是人类与海洋辩证关系的核心内涵。受特殊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制度制约，古代中国人的海洋观念具有鲜明东方特色。从宋元到明清，随着国内及海外形势的发展演变，中国古代海洋观念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应变调适，不断演进，从而将人与海洋互动关系的思考、探索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成长于南海之滨的明代海南名臣丘濬在认识海洋、利用海洋、管理海洋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观点主张，在转型变迁的明中后期具有一定代表性。但目前学界对于丘濬海洋观的研究大多围绕其海外贸易思想或海运主张等某一侧面展开，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尚未见到。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大学衍义补》和《琼台诗文会稿》为史料依据，对丘濬海洋观的主要内容进行认真梳理，进而挖掘其在明代海洋观念转型调适中的思想特色和时代价值。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教正。

一

以陆观海：海为边际，陆主海从

在古代先民的世界观中，中原是天下的中心，海洋是天下的边际，汪洋巨浸的大海只是地表之水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先有陆地江河，后有陆缘之海，江河是陆地附庸，大海是江河归宿，所谓“海纳百川”是也。丘濬继承了这一传统认知。他说：“一气流行天地里，结者为山融是水”；又说：“天一生水，融而为川”。此言气通天地之间，融之为水，水汇为川。在作于成化十三年的《南溟奇甸赋》中，丘濬写道：“天下之川，皆至于溟渤而止”“水之委而为海”，认为百川之水，汇而成海。在写于成化十六年的《天妃宫碑记》中，丘濬对海洋生成问题作了更多阐释。他说：“水源地中，而流乎地之外，其所委之极，是则为海”；又说：“川之为川，液融于地，气通于天，形浮于地之外，而委于天之际以为海”“地之尽处，海也。海之所际，则天也”，在完成于成化二十三年的《大学衍义补》中，丘濬也说：“水为地之津液，而委于海”。这些表述的核心意思是说，水乃大地津液，源于地中，而流于地外，最后流向大地尽头，汇聚成海，与天相接。丘濬指出，海之为海，“其为体也甚钜”“大与天同”，所谓“源源之流积而不溢也，炎炎之焰暵而不干也，汪洋浩渺之浸，无所如而不相通也”。又称“四海一通川”“茫茫巨浸”“与天为界”“收万水而潴众流，遂浩漾而无涯矣”。在他看来，海洋是一个深邃、永恒的存在，不溢不涸，浩淼无垠，无所不通。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海洋附着在陆地边缘，隐喻着四方极致和天地尽头。“四海”一词则包含着古人对于中国居天下之中、被四海包围的地理体认。丘濬延续了这一思维定式，采取以陆观海的方式观察海洋、描述海洋，将大海想象成大陆边际，将海陆关系设定为陆主海从。丘濬反复强调：“中国地尽四海”、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其意即在说明，中国土地全在四海之内，四海之内的广土众民皆为中国天子所有。他在引述唐德宗采纳陆贽建议下诏罪己时说：“感人之易者，莫易于言。故人君一言之善，虽于深宫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远莫不应之”，把“四海之远”与“深宫之中”“九重之上”对应起来，突出了“四海之远”的边际位置。在论述西周营建洛邑时，丘濬写道：“自三代以前，则洛为中国之中，以今天下观之，则南北袤而东西蹙，则其所谓中者，盖在荆襄之间也。朱子曰：‘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闽浙在东南海尽处，难以为中。朱子盖以声明文物通论天下，非论地势也”。丘濬认为，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的角度看，朱子之言并无不妥，但以地势而论，闽浙在“东南海尽处，难以为中”，亦即，滨海之地在大地边缘，不是中国的中心。

丘濬还从天下-四海范围之大展开论述。他说：“夫以人君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万方如此其大也，四海如此其远也，亿兆如此其众也”，天子站位天地之中，管理四海之民，天下如此之大，四海如此之远，百姓如此之众；四海之外，即“九夷八蛮之远”，天子不能强其来朝。其言下之意是，天下太大，四海是天子行使政治管辖的地理边界，海洋相对于陆地价值有限，有时可以忽视。在解读《尚书·禹贡》所谓“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时，丘濬写道：“东渐于海，海之外地尽矣……渐，如水之渐渍，底于海者也……其风声教化，虽曰无远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这是把大陆文明即“风声教化”的影响边际界定于陆缘海滨，海洋成为“化内”“化外”的边际线和临界点。结合明朝的政治现实，丘濬进一步指出：“臣窃以为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至矣，尽矣，更无不尽之处。惟西与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叠嶂，大荒绝漠，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人所居之处。有与无，不足为中国轻重焉。惟明主宝吾华夏文明之域，以瓦砾视之可也”。丘濬认为，明朝疆域东南界海，教化亦尽于此；西边、北边及西南之地虽未界海，但限于大山荒漠，自然、人文粗恶难耐，中原教化难以企及，则其地虽在海内，已与海外无异，有之无之无足轻重，视为瓦砾可也。这当然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政治考量，反映了丘濬对陆海化外之地的文化认知。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海洋是一个黑暗恐怖、充满凶险的地方。生长于海南的丘濬对航海之险体认甚深。他说：“予惟天下之至险者川也，而川之大者尤险，然则天下之川之大，孰有过于海乎？是故圣人作《易》，示人以趋避之方，往往曰涉大川。川之大者，盖言海也”“居临大海，每见商舟出没其中，一日之间，阽危亡数矣”。在《天妃宫碑记》中，丘濬亦数言海之风险。他说：“海之大际天，其为体也甚钜，而其用则甚险而莫测焉。冥冥之中，必有神以司之，然后人赖之以利济。”又说：“予生海之南，备知海之大而险，神之功之骏而捷也。”而系之以诗曰：“飘飘一苇万仞中，崩云屑雨掀巨风。死生瞬息归溟濛，谁能拯济神之功。一念所至灵斯从，收风平涛摄蛟龙。神光闪烁来半空，惊波骇浪平地同。”既言航海之险，又将航海安全与神灵护佑联系起来。

因为缺乏驾驭海洋的能力，古人对广大无边、波涛汹涌的海洋充满了敬畏。出于对大海的恐惧和崇拜，人们很早就祭祀大海。但中国古代在祭海问题上将大海列于江河之后，所谓“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丘濬关于祭祀海洋的观念同样体现着陆主海从、以海附陆的大陆文化思维。他说：“中国地尽四海，自三代圣王，莫不有祀事”，认为中国的海洋祭祀有着悠久的历史。丘濬指出，在宋代以前，“四海之神各封以王爵，然所祀者海也，而未有专神”。宋宣和中，朝廷始知莆田湄洲岛之妈祖信仰。高宗南渡以后，妈祖才有灵惠夫人、灵慧妃之封号。元人以海运足国用，始封妈祖为天妃。天妃祭祀因此成为海神祭祀中最为流行的一种。丘濬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四海祭祀：“中国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扬、徐、青、冀四州滨海而已。四海惟东海滨中国，而南海北海则越在荒服之外。自汉以后，南越始入中国，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东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广州，二祀皆临海而祭。西海则望祀于蒲州，北海则望祀于怀庆。”但他认为，明朝的这种祭祀安排不尽合理。他说，宋朝建都汴梁，怀庆在其北，当时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幽燕之地尽为辽朝所有，无缘亲至辽蓟之域祭祀北海，“出国门而北，望以祭之可也”；到了明初，定都南京，因宋之旧而望祀北海于怀庆也是说得过去的。如今已建都北京，却还要往南而望祀北海，“岂天子宅中以临四海之义哉”？如何进行调整，丘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古谓青州为北海郡，青去登不远，犹以是名。今京师东北，乃古碣石沦海之处，于此立祠，就海而祭，于势为顺，于理为宜。况今北镇医无闾山在于辽海，山既可以为北镇，川独不可以为北海乎？若夫中国之正西，在于秦陇，西南则蜀，稍南则滇也。滇之极西，百夷之外，闻有大海通西南岛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国，今既为羁縻之地，则王化之所及也，宜于云南望祀之。如此，则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显然，丘濬提出的于碣石沧海之处临祭北海、于云南境内望祀西海的建议，更加符合“天子宅中以临四海”的政治逻辑和历史传统。所谓“天子宅中以临四海”，它所表达的是居于天地中央的天子对四海之内土地人民的统御俯视，体现着中心与边缘的政治关系。丘濬的这一建议是传统陆海思维的必然选择，反映了其观念之中海洋对于大陆的依附和从属。

二

注目海外：别有洞天，倡导和平

中国古代的海洋认知虽是陆主海从、聚焦四海之内，但对海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