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两京都城遗址出土越窑瓷器及相关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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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梳理了唐代两京都城长安城和洛阳城遗址范围内出土的若干越窑青瓷，并结合最近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发掘情况对其进行重新审视，从而研究探讨越窑瓷器的贡瓷年代，产品面貌以及运输路径等方面的问题。认为早在唐代早期，越窑瓷器就已经纳入皇家宫廷用瓷的名单之内，至唐代中期持续，唐代晚期作为贡窑继续输入宫廷。至于其输送路径，从目前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浙东运河、隋唐大运河输送的。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系统推进，在唐代疆域范围内的许多遗址中都出土过越窑瓷器［1］。唐两京都城遗址作为唐代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在这一区域内也出土了若干越窑瓷器。截止到目前，检索已经公开刊布的资料简述如下。

1.唐长安城遗址

年西北大学本部操场南侧围墙外房屋改造过程中，在地基中出土了不少隋唐遗物，出土越窑瓷器6件，器形有玉环足碗2件（图一，图二）、碗口部残片、高圈足盏（图三）、执壶（图四）、罐（图五）［2］。6件器物特征较为一致，质量普遍较高，除罐仅外腹施釉外，其余5件器物均内外满施釉。

年—年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合作进行的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陶瓷器，这些陶瓷器以白瓷为主，也有黑瓷、青瓷、三彩和红陶器、灰陶器和越窑瓷器［3］，其中不乏秘色瓷器如葵口碗［4］。

2.唐洛阳城遗址

《隋唐洛阳城：—年考古发掘报告》［5］是对隋唐洛阳城40余年考古发掘工作的系统总结。在考古发掘和出土遗物整理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于多个地点发现有越窑瓷器。

宫城西墙出土越窑青瓷花口盘1件（图六），内外满施釉，仅外底边缘处有一圈支烧痕迹。另据报告介绍，宫城玄武城出土越窑青瓷盏1件，惜无图文介绍。

城东区出土越窑青瓷花口盘1件（图七），内外满施釉，仅外底边缘处有一圈（计11枚）支烧痕迹。皇城西区出土越窑青瓷碗1件（图八），内外满施釉，外底心近边缘处有一圈长条状支烧痕迹。

郭城白居易宅院遗址出土越窑青瓷8件，器形有敞口曲腹玉璧底碗（图九）、敞口斜腹玉璧底碗（图十）、敞口花口圈足碗（图十一）、侈口花口圈足碗（图十二）、盏托（图十三）、盒（图十四）及盒盖（图十五，十六）等，均内外满施釉，玉璧底碗、圈足碗、盏托仅外底部刮釉，足端边缘有一圈支烧痕迹；盒身口沿处刮釉，底部边缘有一圈支烧痕迹；盒盖口沿处刮釉，有一圈支烧痕迹。

一唐两京都城遗址出土越窑瓷器的地点、时代及性质

（一）出土地点及性质

唐两京都城遗址出土越窑瓷器地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宫城、皇城及皇家园林为代表的皇家专属区域；一类为郭城里坊范围内的权贵居住区。前者以西安大明宫太液池遗址、洛阳宫城西墙、皇城东区及西区为代表；后者以西安西北大学本部操场、洛阳城郭城白居易宅院遗址为代表。

西安大明宫“在禁苑东偏，旧太极宫后苑之射殿，据龙首山”，“紫宸之后曰蓬莱殿。西清晖阁，其北太液池，池有亭”［6］。

西安西北大学本部操场越窑瓷器出土地点处于唐长安城太平坊东南隅。“朱雀门街西第二街，北当皇城南面之含光门。街西从北第一太平坊……东南隅，舒王元名宅。后为京兆府学，又为户部尚书尹思贞宅。袁夫人宅……节愍太子妃杨氏宅……御史大夫王鉷宅……给事中郑云逵宅。宅东，国医王彦伯宅。……骑都尉薛良佐宅……陆氏夫人宅……户部尚书王源中宅……京兆少尹罗立言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坦宅……邕管巡官王定保宅。”［7］洛阳城郭城白居易宅院遗址处于履道坊内。白居易在其《池上编并序》提到：“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隅，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闬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8］又“次北履道坊……长寿寺果园。源匡赞宅。高力牧宅。西门内，刑部尚书白居易宅。”［9］

（二）出土越窑瓷器的时代与性质

1.宫城、皇城及皇家园林为代表的皇家专属区域

西安唐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出土越窑瓷器未见详细报道，仅提及出土有秘色瓷葵口碗，因无详细介绍，对其器物特征也无从把握。近期在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秘色瓷器，此类秘色瓷葵口碗在后司岙窑址伴出“中和三年（年）”纪年匣钵的地层堆积中就有出土。

洛阳城宫城西墙和皇城东区出土的2件越窑青瓷花口盘，盘口部呈十瓣花口状，平底微内凹，制作规整，从现场目鉴可以判断属于秘色瓷之类。该类盘在后司岙窑址唐代晚期地层中有出土（图十八），类似形制器物于浙江海宁徐步桥唐大中七年（年）墓［10］中也有发现。皇城西区出土的该件越窑青瓷碗，高圈足，从装烧方式（内外满施釉，外底心近边缘处有一圈长条状支烧痕迹）来看，其时代应为五代时期。

2.郭城里坊范围内的权贵居住区

西安西北大学本部操场出土的6件越窑瓷器，简报编写者曾将其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越窑瓷器进行对比，并经相关专家目鉴，确认其中一件玉环底碗和碗口沿残片等2件器物属于秘色瓷。后司岙窑址发掘过程中，在伴出“咸通”纪年匣钵的地层中就出土了此类秘色瓷玉环底碗（图十九），由此可以说明此类碗至少在咸通年间（年—年）就已经出现。碗口沿残片惜无图，不可辨识。其他4件器物虽非秘色瓷，但从施釉方式（除罐之外均施满釉）来看，也应为普通青瓷中的精品器物。高圈足盏虽口部及足部残缺，参照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的高圈足花口盏（图二十）等器物，其时代也应属于唐代晚期［11］。所出执壶，喇叭形口，短流，器物特征与山西长治西郊宋嘉进墓［12］出土越窑青瓷执壶特征较为一致，从伴出墓志来看，宋嘉进“以贞元八年五月十三日□救匪效，终于潞府私第。……以其年壬申岁十月十四日奉窆于潞府城西南十里平原，礼也”，故而此类执壶在唐贞元八年（年）就已出现。

阳城郭城白居易故居出土的8件越窑青瓷，制作规整，均为满釉产品，虽然不属于秘色瓷，但仍可归为越窑普通青瓷中的精品之类。玉璧底碗2件，结合纪年资料，至迟于唐代中期越窑玉璧底碗已经出现，河南三门峡唐大历四年（年）或大历十四年（年）纪年墓就已经出现敞口斜腹玉璧底碗［13］，上林湖越窑遗址也曾出土过唐贞元十年（年）玉璧底碗（图二十一，图二十二）［14］。花口圈足碗2件，器形不一致，一为敞口，一为侈口，花口均呈四瓣，对应花口处外腹凹弦纹四道，宽圈足近玉环底，时代特征较为明显，应为唐代晚期器物。盏托口沿部呈四瓣花口状，外腹对应花口处凹弦纹，也属于唐代晚期特征。盒1件，器物特征与年至年荷花芯窑址考古发掘地层［15］出土的一件盒（T4⑥：28）器形较为一致；器盖2件，其中1件器盖器形与盖面构图方式与年至年荷花芯窑址考古地层出土的一件盖（T4④：72）一致。结合地层出土的一件“会昌三年（年）纪年匣钵与上海博物馆藏“会昌七年改大中元年”执壶特征对比，盒与盒盖的年代也当属唐代晚期。

问题探讨

（一）越窑贡瓷年代

据《通典》卷6记载，唐代“天下诸郡每年常贡”，“按令文，诸郡贡献，皆取当土所出，准绢为价，不得过五十疋，并以官物充市，所贡至薄，其物易供，圣朝常制，于斯在矣。其有加于此，亦折租赋，不别征科”［16］。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对于纳贡地区的贡品种类及数量都有明确规定。“皆取当土所出”明确指明要纳贡地区的土产乃至特产，对此唐诗中也有大量记载，如洞庭贡橘［17］、吴州贡藕［18］等。

在此背景之下，越州会稽郡也将其郡多产瓷器作为土产上贡朝廷，《新唐书》卷41《地理五》“越州会稽郡”条就有明确载：“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宝花、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穀，花纱，吴绢，丹沙，石密，橘，葛粉，瓷器，纸，笔。”［19］这条文献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越窑瓷器上贡中央王朝的记载，据王永兴教授考证，此次土贡发生在唐长庆年间（年—年），即所谓“长庆贡”［20］。此外，年上林湖吴家溪曾出土过一件越窑青瓷墓志罐（图二十三），其上有“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刻款，至少可以说明唐光启三年（年）上林湖地区已经存在贡窑，这一贡窑所在位置也因此成为一个地理标志物。探讨越窑贡瓷年代，作为贡瓷的两端——生产地和消费地都是值得我们